近來失業勞工的抗爭頻傳，手段也越來越激烈。10月25日，國道收費員癱瘓高速公路，11月3日，華隆自救會包圍行政院長官邸。為了自己的飯碗與棺材本，這些弱勢勞工在走頭無路下，不得不採取這樣的激情抗爭。除了同情之外，很多人也會納悶，難道台灣的勞工保障又走回頭路了嗎？在1990年代中期，猛然爆發的關廠歇業風潮迫使許多失業勞工以擋火車、阻國道、鬧機場的方式，才迫使官方正視他們的處境。是否後來建立的大量解僱保護措施、就業保險等完全派不上用場？
另一方面，在今年初的太陽花運動中，工會團體的沈寂也是一個顯著的現象。按理講，類似服貿協議這種貿易自由化的措施，通常會是激發工會的保護主義抗議，因為會員的工作權會受到直接衝擊。的確，反服貿運動引發了台灣出版業、廣告業、社福業、醫療業人員的集結活動，但是既有的工會卻是無動於衷。在前後24天的佔領立法院行動中，只有一家銀行員工會表決通過罷工，以「插花」方式呼應學生的罷工訴求。除了兩間較有運動理念的地方總工會(高雄市產業總工會、大高雄總工會)之聲援，絕大部分的工會頭人在這場前所未有的社會運動中是缺席的。
體制外勞工的搏命抗爭與體制內工會的麻木冷漠，似乎是目前台灣工運目前的寫照。如果我們將通過勞基法，以及成立戰後第一個工運團體(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，即台灣勞工陣線的前身)的1984年當作起點，那麼台灣這一波工運已經整整走過了三十個年頭。隨著2014年即將步入尾聲，該是好好檢視工運所走過的足跡。
● 工運的法律成績單
在解嚴後的勞工抗爭風潮爆發之前，各種法律的勞工保護等於是形同具文。勞基法沒有落實，既有工會不是聽老闆的話，就是國民黨黨部的外圍組織。從1988年的春節罷工之降，這種法律上看到得、實際上享受不到的情況已經獲得很大的改善。自主化的工會能夠為會員爭取權益，勞工也才能享受到各種關於加班費、休假的保障。然而，初期工運的「順法抗爭」相對容易，要進一步取得更多的勞動法改革卻是困難的。
在整個九○年代的法律戰場上，工運與國家卻是陷入了僵局，前者無法取得更進步的立法，後者也無法如願地取消既有的保障。1996年的勞基法擴大適用就是這樣妥協下的產物。為了要讓兩百萬多服務業勞工享受基本的保障，工運只得讓步，同意納入「彈性工時」的設計，讓資方少付一些加班費。一直到接下來的2000、2008年兩次政黨輪替，工運的立法議程才取得實質進展。
在民進黨上台之後，代表解嚴自主工運的全國產業總工會獲得官方承認，正式宣告國民黨/全國總工會所代表的國家統合主義之瓦解。隨著工運的政治影響力提升，一些過去積極爭取的法案獲得具體成果，包括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(2001)、兩性工作平等法(2002)(後來正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)、就業保險法(2002)、大量解僱保護法(2003)。儘管這些新制度比原先倡議的要簡化許多，但是畢竟代表了工運立法的重要里程碑。然而，到了民進黨政府後期，工運的法律攻勢明顯受挫。2004年通過的勞工退休金條例是採具有新自由主義特色的個人帳戶制，個別勞工被迫分擔金融市場的風險。2007年通過的國民年金法，也不是原初設想的基礎年金，只納入被其他既有社會保險所挑剩的群體。
在2008年，國民黨重新執政，重新開啟了工運立法的契機。具有「勞動三法」之稱的團體協約法、勞資爭議處理法、工會法，分別在2008、2009、2010年獲得修正通過。這些修法也大致上是朝向有利勞工的方向，例如強化雇主誠信協商的責任、保護工會幹部的「不當勞動行為」裁決、放寬工會籌組的限制。為何一個看似更保守的政黨上台，反而有助於工運？原因在於國民黨佔大多數的立法院不想要讓之前的民進黨政府居功，因此，延宕已久的勞動三法修正一直到2008年之後才列入議程。
無論如何，民主化帶來了政黨競爭，因而開拓了工運的政治空間。過去三十年，一個初步完備的勞動保護架構已經浮現，這是工運帶來的最大成果之一。
● 工運的衰退
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工運的政治契機，但是各項晚近以來的經濟趨勢，例如製造業外移、後工業化、金融資本主義的浮現等，卻深遠限制了工運的發展。就以產業工會與企業工會的組織率來看，在1989年還有30.6%，到了2013年只剩7.4%。可以這樣說，目前能享有具有勞資協商能力之工會保障的，只有少數的「貴族勞工」，他們通常是國營事業員工、被民營化不久的事業員工，或是少數大型民營企業員工。
工運組織流失的結果，就是主要政黨越來越不重視。在1992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中，國民兩黨在其全國不分區代表席次共提名了6位工會或工運出身的人士，結果有4位當選。相對地，在2012年的選舉中，嚴格來講，兩大黨只各提名了1位，而都不是在有可能當選的安全名單之中。結果在第八屆立法院，居然完全沒有任何一位真正的勞工代表。很顯然，當工運基盤退縮成為少數的貴族勞工，政黨自然更沒有意願爭取其重視了。
從實質的經濟成果來看，工運的表現更是不理想。在1997-2006年間，台灣的基本工資十年沒有調整。在2013年，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經常性薪資更倒退至比1999年更低。這些慘不忍睹的數據還沒有將通貨膨脹列入考慮，因此勞工實際感受的痛苦是更沈重的，他們越來越無法享受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福祉增長。
很顯然，經濟全球化是有利於自由流通的資本，而不利於固著於特定社會脈絡的勞動者。隨著國家的課稅、重分配與各種管制能力的下降，台灣工運所取得各種法律上的勞動保護，看起來就越來越像是一張無法兌現的芭樂票。
● 工運未來的新希望
該是要為三十年的台灣工運畫下休止符了嗎？儘管體制內的工會越來越保守退縮，在晚近以來，我們仍可以看到各種新興的勞工組織之浮現，而且擴散至以往鮮少被動員的群體。這些例子包括全國教保產業工會(2011)、由醫學系學生主導的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(2011)、台灣護理產業工會(2012)、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(2012)等。
特別值得注意是，這些新興組織不少是來自於以往被視為專業者的群體，對他們而言，「勞工」的稱號曾是顯得不夠體面。如今，他們願意正視自己的勞動者身份，並且投身於工會籌組、勞動權益爭取的隊伍之中。當然，我們可以將這些現象理解為專業者勞動條件惡化的後果，迫使他們不得不起身反抗，以避免進一步向下沈淪。但是也可以這樣解讀，長期以來的工運努力帶來未意料的成果，在各行各業中，勞動者意識更為普及，年輕一代的從業人員更敢於爭取合情合理的權益。
無論如何，如果台灣工運能在未來扭轉劣勢，繼續朝向捍衛勞動尊嚴、經濟生活的人性化之目標邁進，那麼希望就是來自於這些新浮現的嫩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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