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月下旬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（IMD）公布2014年全球競爭力排名，台灣名次自2012年起連三降，今年甚至遜於馬來西亞。不僅IMD，近年來其他國際評比，台灣名次不是持平、就是下降，不禁令人有原地踏步之憂。對此，舉國上下皆有深刻體認，也想方設法亟思蛻變重生，但現況仍是數十年如一日，故步自封、坐失良機…。
筆者淺見，知行無法合一恐是最大癥結。理論上，社會各界對於「微笑曲線兩端才能致勝」具有高度共識；但實務上，卻尚未徹底揚棄「低成本為王」的傳統理路。以政府念茲在茲的自由貿易協定（FTA）為例，其本質就是一種降低關稅障礙／消除境外市場進入成本的概念。
「自由貿易」起源於1817年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李嘉圖（David Ricardo）提出的「比較利益理論」（Theor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）。他指出，各經濟體應該集中生產並出口其具有「比較優勢」的產品，進口其具有「比較劣勢」的產品，才能發揮最高效率，讓整體效益最大化，創造雙／多贏局面。
爬梳史實發現，率先具體應用該理論的英國，因此取得19世紀全球經濟霸主地位。1930年代保護主義興起，大反其道而行，競相拉高關稅、阻礙商品自由流通，最後招致經濟大蕭條（Great Depression）的慘痛教訓。1980年代，由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、美國雷根總統聯袂開啟的新自由主義風潮，再度確立自由貿易原則成為舉世信仰，也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制定對外經貿戰略的重要參考。
關稅暨貿易總協定（GATT）與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，就是各國致力推動自由貿易的共同產物，為積極確保自由貿易環境、降低會員國間關稅／非關稅障礙。
歷經多年談判，雖然最近一回合進展不順，但除若干特殊商品外（如農漁產品、紡織品等），全球平均關稅稅率已大幅降至3%上下。那些難以形成降稅共識的特殊商品，只好有賴兩國／區域間自行洽談FTA加以補強。
回頭看看台灣，根據WTO資料，我們已於2002年初成為正式會員，FTA數量雖不多，但2011年台灣輸美的非農產品（工業產品、漁產品）已有四分之三免關稅，輸往歐盟者近六成免關稅，輸往中國大陸也有五成多免關稅。特別是我出口主力的資通訊產品，在WTO資訊科技協定框架下，輸往美、歐主要國家亦享有零關稅待遇。換言之，多數台灣業者已陸續擺脫高關稅的成本限制。
但，商場廝殺、錙銖必較，平均3%的關稅障礙，對不少「毛三到四」的代工廠商來說，仍有如眼中釘、背上刺，尤其是我主要競爭對手南韓，與世界兩大經濟區塊美國、歐盟間的FTA皆已生效，與中國大陸的FTA也正如火如荼進行中，台灣業者得領先幾個世代技術，才有辦法抵銷這3%？教人如何不急起直追、加速洽簽FTA？
事實上，台灣出口早在1994年就輸給南韓，南韓最重要的兩紙FTA，歐韓在2011年中生效，美韓更遲至2012年初才生效。
說穿了，台灣近20年來出口被南韓大幅超越，與貿易成本抑或有關，但真正核心實為產業競爭力問題。韓國外貿表現蒸蒸日上，顯然來自於其產業綜合實力的大幅提升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或有錦上添花之效，但似非主要原因。
簡言之，產業實力與自由貿易皆為促進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，但前者重要性顯然高於後者。如果在公部門戮力為產業營造低成本經營條件／環境的同時，私部門自己不爭氣、一心仍只想cost down，缺乏持續研發創新的領先優勢，長久落居人後、無法取得市場定價主控權，FTA就算簽得再多，應有的正面效益也恐難徹底發揮。
（作者是信義房屋董事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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